三国金融暗战六十年

2020-12-25 06:01:14来源：金融时报

陈岚三国的形成与结束，决定于两场战争：赤壁大战和金融暗战。赤壁大战前后准备经过百日左右，激战不超过十天。金融暗战却贯穿三国时期始终，长达六十年。可见，最终成败决定于经济，最主要因素恐怕是金融，其中以信用最为重要。三国时期，整体经济是后退的，水平比西汉、东汉时低。总体来说，魏、蜀、吴三方各自为政，它们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制度，在沿用两汉五铢旧钱基础上，都铸造了新货币。然而，由于董卓之乱、连年战火和军阀割据，两汉多年积累的铸钱技术缺失殆尽，洛阳、长安两大造币中心先后毁于兵灾战乱，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由于长期分裂，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，商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，生产萎缩，老百姓的购买力大为降低，被迫从货币交换倒退到实物经济生活，以谷帛交换手段，实行以物易物。金属铸币流通范围大大缩小，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分离，币值波动十分剧烈。金银淡出流通领域，仅成为收藏和奖赏的手段。北方九州五铢稳定北方九州，在曹操十九年东讨西征和北伐下，经济相对稳定，董卓之乱后的局面有所好转。曹操拥立汉献帝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于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，自任丞相，率领大军南下，进攻荆州刘表和东吴孙权。兵马未动、粮草先行。为了筹备军饷和粮草，曹军深感实物经济不便，于是恢复了货币的使用。曹操先是另铸新钱，但因洛阳、长安铸钱中心遭毁，铸钱技术倒退，铸钱并未成功，所铸新钱并不优于董卓“恶钱”，只好存入库中，没有使用。周瑜的一把火烧退了八十万大军，曹操用完刘表之子刘琮的库存物资，就匆忙撤退回邺城了。曹操统一北方，懂得“秦人以急农兼天下，孝武以屯田定西域”，大力提倡积谷和屯田，老百姓还是过着实物经济生活，交往中多以谷帛为主要手段，必要时才使用五铢钱。直至魏文帝黄初二年（公元221年），天灾谷缺，而钱币又不够用，曹魏下令停用五铢钱，完全实行实物经济。但是，由于民间作伪现象泛滥，许多人把谷浸湿、将绢织薄，造成了谷帛贬值，通货膨胀。于是，六年后的明帝太和七年（公元227年），曹魏又铸造汉之五铢钱。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曹魏后代中，以曹叡最为奢侈，急需用钱，好过奢侈生活。由于曹魏修水利、大力屯田，谷帛积累雄厚，加上赤壁大战败北后，北方不再轻举妄动，军用开支减少，以实物谷帛交换为主，钱币仅用于赏赐和帝王挥霍。所以，在东汉钱币制度没有动摇的保证下，自魏明帝改定五铢钱后，直到晋代还通用无阻，经济相对稳定，这也许就是晋代司马氏篡夺曹魏后，能消灭蜀汉和东吴的重要原因之一。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，司马氏充分享用了曹操的基业。赤壁大战遏制了曹操南下，但经济基础仍是曹魏奠定的。蜀汉失信孤掌难鸣赤壁大捷之后，刘备借得荆州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叔，似乎汉朝天下将由他来继承。他迫使刘璋投降，取得成都时，社会上还通用汉五铢钱，经济稳定，民强国富，俨然“天府之国”。他以益州、荆州起家，原先并无经济基础，仅借赤壁一战发迹。这时候的刘备，像个“暴发户”，不顾后果、抛弃信用。他在攻打成都时，连军饷都发不出，只有破釜沉舟，向士兵约定：只要破城，打开府库，内中钱财任你们掠抢。在强烈的物质刺激下，建安十九年（公元214年），刘备终于破城而入。跃上城楼的士兵，纷纷丢下武器向府库狂奔，去抢掠钱财宝物。刘备形象被践踏在地，政治野心暴露无遗。湘人刘巴向刘备建议，赶快铸钱直百五铢。但是因为缺铜，直百五铢仅为蜀五铢的三十分之一。刘备不讲信用，他以同样多的铜去套取民间三、四十倍的物质和劳务，作价竟达百倍之多，连老百姓蚊帐的帐钩也被搜刮一尽，拿去铸钱币。这就是史书上说的“数月之间，府库充实”，实际就是刘巴出的点子，刘备同意大搞“通货膨胀”。建安二十年（公元215年），刘备攻取犍为，又开炉铸钱。犍为是四川较早开发的一个商业城市，也是矿业中心。早在汉武帝时就已置郡，张骞曾计划从这里出发去探寻印度。犍为自古以产银著称，犍为铸的直百五铢，是三国以前的蜀五铢，早就上市运用。刘备靠“皇叔”称呼起家，特别强调正统观念，取得犍为以后，掌握了政治资本与资源优势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铸钱机会。他在铸币上不断减重。刘备取得益州以后，频繁用兵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刘备打败曹操，夺取汉中；也就在这个时期，关公父子走麦城，失去荆州，为孙权所得。曹魏章武二年（公元222年），蜀汉与东吴大战于夷陵。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，刘备军用开支巨大，物质消耗殆尽，蜀汉建兴三年（公元225年），诸葛孔明渡泸南征，七擒七纵孟获。刘备连年征战，孤掌难鸣，使得成都益州疲惫不堪。四川又不产铜，只有减轻减薄直百五铢钱币，从8厘米减至6厘米，再减至5厘米。一减再减，还是入不敷出，通货膨胀，波动到曹魏和东吴，必然引起钱币的激烈暗战。刘备死后，后主刘禅更是奢费，建兴十三年（公元235年）时，刘禅又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，竟将直百五铢铸至两厘米以下，正如曹奂所说：“虚用其众，刻剥众羌，劳役无已，民不堪命。”这导致蜀汉经济基础几近崩溃。蜀汉失信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。到蜀汉延熙十二年（公元249年），姜维屡次出蜀打仗，军事开支急剧增加，直百五铢又开始减重，从2厘米减到1.4厘米再减到1厘米，再至0.56厘米，最后减至0.4厘米。若从蜀五铢算起，已减轻至原来的五百分之一。一个大铜钱变成了一个鹅眼大。这样惊人的通货膨胀，下滑到刘禅投降、西晋消灭蜀汉时才结束。蜀汉先行灭亡的真正原因，就是其通货膨胀、信用丧失导致的金融崩溃。东吴偏安随波逐流东吴孙权的经济基础较为稳定，这也是东吴孙权集团比蜀汉刘备集团多延续了二十余年的原因。早在赤壁大战之前，建安七年（公元202年），曹操打败袁绍之后，欲统一北方时，曾要求孙权送子到许昌为质。在吴国太、孙权面前，周瑜说：吴国铸山为铜，煮海为盐，何质之有？断然拒绝曹操，对方也无可奈何。之后，孙权令吕蒙收回荆州，陆逊火烧连营，孙刘联盟破裂。至建兴三年（公元225年），诸葛亮渡泸南征。后方安定后，孙刘联盟恢复。由于东吴蜀汉相通，特别是刘禅施行币制改革之后，蜀汉通货膨胀波及东吴。为了应对钱币暗战，孙吴于嘉禾五年（公元236年）铸造大泉五百，过了二年又铸大泉当千。这两种钱币大大地减重，导致物价上涨三倍。后来，孙吴对曹魏采取攻势，嘉禾初年，孙权亲率十万人马围攻合肥达四月之久。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，两种大钱连续减重，大泉五百减成8厘米，大泉当千减至12厘米。即便如此，通货膨胀仍刹不住车。为了防止吴钱大量流入蜀汉，孙吴又铸造12厘米重的大泉二千，最后至赤乌八、九年（公元245年-246年），铸造大泉五千。所有这些货币暗战，极大破坏了东吴境内老百姓的经济生活，以至于像吕岱那样征战万里的大将，其亲属在家都要挨饿，普通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。再加上孙权继承人孙皓等穷奢享乐，营建新宫，物价飞涨，人心惶惶，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下令收回大泉二千、大泉五千；到晋灭东吴，三国结束，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还在与旧钱并用，一直到东晋仍在继续。三国时期钱币暗战汹涌激烈、持久不断，丝毫不亚于赤壁大战和夷陵大战那样的军事战争。

　　陈岚

　　三国的形成与结束，决定于两场战争：赤壁大战和金融暗战。赤壁大战前后准备经过百日左右，激战不超过十天。金融暗战却贯穿三国时期始终，长达六十年。可见，最终成败决定于经济，最主要因素恐怕是金融，其中以信用最为重要。

　　三国时期，整体经济是后退的，水平比西汉、东汉时低。总体来说，魏、蜀、吴三方各自为政，它们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制度，在沿用两汉五铢旧钱基础上，都铸造了新货币。然而，由于董卓之乱、连年战火和军阀割据，两汉多年积累的铸钱技术缺失殆尽，洛阳、长安两大造币中心先后毁于兵灾战乱，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由于长期分裂，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，商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，生产萎缩，老百姓的购买力大为降低，被迫从货币交换倒退到实物经济生活，以谷帛交换手段，实行以物易物。金属铸币流通范围大大缩小，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分离，币值波动十分剧烈。金银淡出流通领域，仅成为收藏和奖赏的手段。

　　北方九州五铢稳定

　　北方九州，在曹操十九年东讨西征和北伐下，经济相对稳定，董卓之乱后的局面有所好转。曹操拥立汉献帝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于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，自任丞相，率领大军南下，进攻荆州刘表和东吴孙权。兵马未动、粮草先行。为了筹备军饷和粮草，曹军深感实物经济不便，于是恢复了货币的使用。曹操先是另铸新钱，但因洛阳、长安铸钱中心遭毁，铸钱技术倒退，铸钱并未成功，所铸新钱并不优于董卓“恶钱”，只好存入库中，没有使用。周瑜的一把火烧退了八十万大军，曹操用完刘表之子刘琮的库存物资，就匆忙撤退回邺城了。

　　曹操统一北方，懂得“秦人以急农兼天下，孝武以屯田定西域”，大力提倡积谷和屯田，老百姓还是过着实物经济生活，交往中多以谷帛为主要手段，必要时才使用五铢钱。直至魏文帝黄初二年（公元221年），天灾谷缺，而钱币又不够用，曹魏下令停用五铢钱，完全实行实物经济。但是，由于民间作伪现象泛滥，许多人把谷浸湿、将绢织薄，造成了谷帛贬值，通货膨胀。于是，六年后的明帝太和七年（公元227年），曹魏又铸造汉之五铢钱。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曹魏后代中，以曹叡最为奢侈，急需用钱，好过奢侈生活。

　　由于曹魏修水利、大力屯田，谷帛积累雄厚，加上赤壁大战败北后，北方不再轻举妄动，军用开支减少，以实物谷帛交换为主，钱币仅用于赏赐和帝王挥霍。所以，在东汉钱币制度没有动摇的保证下，自魏明帝改定五铢钱后，直到晋代还通用无阻，经济相对稳定，这也许就是晋代司马氏篡夺曹魏后，能消灭蜀汉和东吴的重要原因之一。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，司马氏充分享用了曹操的基业。赤壁大战遏制了曹操南下，但经济基础仍是曹魏奠定的。

　　蜀汉失信孤掌难鸣

　　赤壁大捷之后，刘备借得荆州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叔，似乎汉朝天下将由他来继承。他迫使刘璋投降，取得成都时，社会上还通用汉五铢钱，经济稳定，民强国富，俨然“天府之国”。他以益州、荆州起家，原先并无经济基础，仅借赤壁一战发迹。

　　这时候的刘备，像个“暴发户”，不顾后果、抛弃信用。他在攻打成都时，连军饷都发不出，只有破釜沉舟，向士兵约定：只要破城，打开府库，内中钱财任你们掠抢。在强烈的物质刺激下，建安十九年（公元214年），刘备终于破城而入。跃上城楼的士兵，纷纷丢下武器向府库狂奔，去抢掠钱财宝物。刘备形象被践踏在地，政治野心暴露无遗。湘人刘巴向刘备建议，赶快铸钱直百五铢。但是因为缺铜，直百五铢仅为蜀五铢的三十分之一。刘备不讲信用，他以同样多的铜去套取民间三、四十倍的物质和劳务，作价竟达百倍之多，连老百姓蚊帐的帐钩也被搜刮一尽，拿去铸钱币。这就是史书上说的“数月之间，府库充实”，实际就是刘巴出的点子，刘备同意大搞“通货膨胀”。

　　建安二十年（公元215年），刘备攻取犍为，又开炉铸钱。犍为是四川较早开发的一个商业城市，也是矿业中心。早在汉武帝时就已置郡，张骞曾计划从这里出发去探寻印度。犍为自古以产银著称，犍为铸的直百五铢，是三国以前的蜀五铢，早就上市运用。刘备靠“皇叔”称呼起家，特别强调正统观念，取得犍为以后，掌握了政治资本与资源优势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铸钱机会。他在铸币上不断减重。

　　刘备取得益州以后，频繁用兵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刘备打败曹操，夺取汉中；也就在这个时期，关公父子走麦城，失去荆州，为孙权所得。曹魏章武二年（公元222年），蜀汉与东吴大战于夷陵。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，刘备军用开支巨大，物质消耗殆尽，蜀汉建兴三年（公元225年），诸葛孔明渡泸南征，七擒七纵孟获。刘备连年征战，孤掌难鸣，使得成都益州疲惫不堪。四川又不产铜，只有减轻减薄直百五铢钱币，从8厘米减至6厘米，再减至5厘米。一减再减，还是入不敷出，通货膨胀，波动到曹魏和东吴，必然引起钱币的激烈暗战。

　　刘备死后，后主刘禅更是奢费，建兴十三年（公元235年）时，刘禅又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，竟将直百五铢铸至两厘米以下，正如曹奂所说：“虚用其众，刻剥众羌，劳役无已，民不堪命。”这导致蜀汉经济基础几近崩溃。蜀汉失信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。到蜀汉延熙十二年（公元249年），姜维屡次出蜀打仗，军事开支急剧增加，直百五铢又开始减重，从2厘米减到1.4厘米再减到1厘米，再至0.56厘米，最后减至0.4厘米。若从蜀五铢算起，已减轻至原来的五百分之一。一个大铜钱变成了一个鹅眼大。这样惊人的通货膨胀，下滑到刘禅投降、西晋消灭蜀汉时才结束。蜀汉先行灭亡的真正原因，就是其通货膨胀、信用丧失导致的金融崩溃。

　　东吴偏安随波逐流

　　东吴孙权的经济基础较为稳定，这也是东吴孙权集团比蜀汉刘备集团多延续了二十余年的原因。早在赤壁大战之前，建安七年（公元202年），曹操打败袁绍之后，欲统一北方时，曾要求孙权送子到许昌为质。在吴国太、孙权面前，周瑜说：吴国铸山为铜，煮海为盐，何质之有？断然拒绝曹操，对方也无可奈何。

　　之后，孙权令吕蒙收回荆州，陆逊火烧连营，孙刘联盟破裂。至建兴三年（公元225年），诸葛亮渡泸南征。后方安定后，孙刘联盟恢复。由于东吴蜀汉相通，特别是刘禅施行币制改革之后，蜀汉通货膨胀波及东吴。为了应对钱币暗战，孙吴于嘉禾五年（公元236年）铸造大泉五百，过了二年又铸大泉当千。这两种钱币大大地减重，导致物价上涨三倍。

　　后来，孙吴对曹魏采取攻势，嘉禾初年，孙权亲率十万人马围攻合肥达四月之久。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，两种大钱连续减重，大泉五百减成8厘米，大泉当千减至12厘米。即便如此，通货膨胀仍刹不住车。为了防止吴钱大量流入蜀汉，孙吴又铸造12厘米重的大泉二千，最后至赤乌八、九年（公元245年-246年），铸造大泉五千。所有这些货币暗战，极大破坏了东吴境内老百姓的经济生活，以至于像吕岱那样征战万里的大将，其亲属在家都要挨饿，普通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。再加上孙权继承人孙皓等穷奢享乐，营建新宫，物价飞涨，人心惶惶，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下令收回大泉二千、大泉五千；到晋灭东吴，三国结束，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还在与旧钱并用，一直到东晋仍在继续。三国时期钱币暗战汹涌激烈、持久不断，丝毫不亚于赤壁大战和夷陵大战那样的军事战争。

三国金融暗战六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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